股票配资门户 2026年，中美会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吗？

2026年伊始，国际秩序在震荡中加速重组。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美国对外关系：一方面高调施压盟友，公开将“格陵兰问题”与欧洲安全挂钩；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上展现出更复杂、矛盾的信号。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世界里，中美如何避免误判、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正成为2026年全球政治的核心悬念。

刚刚落下帷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等人出席分论坛，就中美关系相关话题进行讨论。观察者网节选整理两位嘉宾的发言，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仅供读者参考。

2026年，中美会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左二）、赵海博士（右一）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中美关系分论坛，主持人为新加坡《海峡时报》编辑Jaime Ho 视频截图

主持人：我会尽量把时间留给台上的嘉宾，最后我们会以一个收尾的问题结束。那么，艾利森教授，如果可以的话，请您给我们一个“快评”——现在大家都喜欢快评——谈谈刚才特朗普总统的演讲，以及在您看来，这场演讲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

艾利森：这场演讲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朝很多方向发散得很厉害。不过，其中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主要是对欧洲人（但其实也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重要信息：此前他曾威胁道，为了获得格陵兰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动用军事力量，甚至还使用某种“黑手党”式语言，说“要么用简单的方式，要么来硬的”——但这一次，他把“枪”从桌子上抽走了，明确表示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胁迫格陵兰岛或丹麦。

当然，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已经相当怪异了：一个国家一直在威胁要对另一个盟友使用军事力量。这件事本身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置身这样的世界中。

但这一次特朗普明确把军事选项排除在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意义重大的变化。

第二点，特朗普反复且非常明确地强调：他十分认真地想要获得格陵兰岛，认为格陵兰岛“不过是一大块冰”，它对美国很重要，跟丹麦或格陵兰人并没有特别的关系。他声称，这是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这个论证的逻辑在哪里，但这是他的说法。

特朗普还说，欧洲人从来没有真正感激过美国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随后，他列举了一长串事实——总体来说也并非全然错误——那就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事实上一直扮演着欧洲的安全护盾，而欧洲人在相当程度上始终是“搭便车者”。因此，他们是“欠”美国的。所以，欧洲人应该记住我们为他们做过的所有好事；而他们现在能为美国做的事，就是把格陵兰岛交给我们。

特朗普说，他仍然认为这件事“最终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如果欧洲人能找到办法满足他的要求，他会“心存感激”。但他也补了一句：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会记住的”。

主持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有同感——这正好可以呼应我们今晚的主题，也就是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关系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是关于特朗普在整场演讲中，对中国的提及程度，或者说未提及程度。

艾利森：这里我想补充一个小细节，尤其是对关心中国的人来说，特朗普在整场演讲中仅提到了三四位外国领导人。当提到欧洲领导人时——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加拿大那位同僚卡尼——特朗普说的基本都是相当负面的评价，带有明显的贬低意味。

但当特朗普提到中国时，他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显然又偏离轨道，十分清楚地区分了自己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和某些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关系——那些国家恰好是我们的邻国，比如加拿大，或者法国，当年曾对独立战争中的美国伸出过援手。

因此，我会说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尤其是在我们试图评估、判断特朗普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关系的时候。

主持人：那么，当我们预测2026年会发生什么，也许还可以向前展望一点。令人震惊的是，现在距离您出版那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书差不多过去了9年。基于这个框架，如果我们观察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任期再到如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结束，您认为美中关系在这一时期的演进动态是怎样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您预测2026年的走向？

艾利森：我承认教授们往往有一个“职业病”，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他们一开口就容易讲出“五十分钟的金句”。所以我尽量简短。

我会说，如果要理解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抓住了要害，这是观察中美关系最核心的起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正在对美国长期占据的、几乎在所有层级上都处于顶端的主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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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广播公司

这基本上导致了国际力量天平的快速变化，对整个中美关系构成扰乱，并扰乱了体现上一个时期力量对比的国际秩序。正如修昔底德本人非常清楚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变化会放大误解与误判，以及那些在其他情形下本来微不足道的事件或意外，最终往往导致了战争。

所以我会说，“修昔底德陷阱”的整体框架依然是正确的。这些都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努力克服的结构性现实。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积极的因素是：特朗普意识到战争是可怕的。对一位总统来说，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也意识到核战争尤其可怕——这对总统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两个彼此无法承受一场可能毁灭自身的战争的国家，必须找到战争以外的其他相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算得上“有希望”的开端。

主持人：我稍后会再回到“两国是否能够在战术层面、具体议题上展开合作”的问题，不过现在先暂时放一放。我想先请赵海教授发言，可能要请您同时回应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您本人如何看待刚才特朗普总统的演讲？第二，不仅是基于今晚的讲话，也结合此前发生的委内瑞拉事件、格陵兰岛问题，您认为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总统行事方式的看法，是如何逐步演变的？最后，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再考虑今年四月即将举行的中美会晤，您认为一个“合理”的、各方可以预期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

赵海：这个问题确实包含了很多方面。谢谢你。首先，我不想对特朗普总统的整场演讲作总体评价，我想把重点放在他提到中国的部分。他大概有三次提到中国，而这三次表述，基本上就反映了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核心问题。

第一次提到中国时，他说“中国没有风力发电场”，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你也可以把这句话看作一种象征，它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遍存在的误解，去过中国的人越来越少，对中国——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有限。

第二次提到中国时，特朗普总统基本上是在说，美国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把中国排除在游戏之外，或者说，把中国压制住。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中国相信的是“合作共赢”，而美国所秉持的却是一种零和思维。

第三点，在具体哪些领域中美可以开展合作，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回答。

这意味着，除了强调个人层面的“良好关系”外，特朗普目前并没有一份具体的、可操作的中美合作议程。因此，我赞同库恩斯参议员提出的建议，即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这同样也是中国一贯强调的主张：从最开始，我们就需要有指导原则，需要有一个总体框架。同时，我们还需要在各个层级建立相应的机制，以推动、改善两国之间的合作。

回到你最后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四月的情况。当然，全世界都在关注特朗普今年四月的访华安排。我认为，中美在幕后已经存在多条沟通渠道，就在昨天，两国的经贸团队还进行了新一轮沟通。因此，双方正在为他的四月之行做准备，也希望那次会晤能够产生一些具体成果。

但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目前特朗普总统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国内问题，并且正在把这些国内问题外溢为全球性议题，例如关于在西半球的毒品、移民等一系列问题。至于中国方面，他的这部分诉求主要集中在芬太尼问题上。中国愿意提供帮助，但目前并不清楚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中国究竟可以、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进一步协助。此外，他还要求中国增加对美采购；然而，当中国希望在美国进行投资时，却依然缺乏明确的规则和范围，从而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正常投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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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格陵兰问题发出关税威胁后，标普500指数变化。《金融时报》制图

因此，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摆在桌面上，接下来具体该怎么做，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不过，我认为各方的预期正在上升。因为除了四月之外，今年还会有其他会晤机会，以及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因此，希望这种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持续对话，至少能够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提升中美之间的信任水平。

主持人：在我们转向现场提问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个判断，听听各位的看法。似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长期落点”——也就是中美关系形成一种稳定、可持续的最终状态——未必现实。但或许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较小的、阶段性的“落点”，去摘取那些最低垂的果实，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只是今年，而是延续到之后。各位认为，至少在短期内，中美两国政府是否都会采取这样一种路径？先请艾利森教授回答。

艾利森：用一句话回答，我认为是的。如果把“落点”理解为一个永久性的、可以长期停留的状态，那确实不太可能。

但我完全同意我这位同事的看法：如果把目光放到2026年，去看中美两国领导人各自的议程，再回顾他们在2025年的经历——当时特朗普基本上试图通过高达145%的关税来“压垮”中国，也就是那种逻辑：能欺负谁就欺负谁。结果发现，中国并不准备被欺负。

于是，中国收紧了对稀土产品供应链的控制，这实际上对美国经济运行构成了威胁。中美双方因此认识到：我们以如此高度纠缠的方式捆绑在一起，不得不找到某种合作共处的方式。

在战略研究的其他领域，这种状态会被称为“相互威慑”：双方都有能力对彼此造成重大伤害，而这种能力本身，反而会产生某种稳定效应。要记住，这种稳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双方都具备做出相当可怕之举的能力。因此，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至少好过双方直接对抗。

我认为，这个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盛顿面对中国时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他们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整体经济体量而言的同等竞争者。你也能听到来自一些不愿意正视这一现实的人的批评，他们指责特朗普是在“临阵退缩”。

于是，“TACO”这个说法开始流行起来——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但特朗普并不是总是临阵退缩的。只有在面对一堵“石墙”，或者面对一个同样严肃、有能力造成同等伤害的对手时，特朗普才会选择退让。

所以我会说：请仔细观察他对待中国的方式，与他对待欧洲的方式之间的差异。

主持人：赵教授，我想问一下您是否愿意回应刚才那位嘉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赵海：是的。首先，恕我直言、出于对各方的尊重，我想把整个背景讲清楚一些。因为也许从一位参议员、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中国显得“强硬”“咄咄逼人”。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是在被动应对挑战。

正如你所知，你最近刚到过台湾地区。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正在恶化，言论自由受到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反对民进党的人士正在遭到逮捕。同时，中国大陆的反应始终是发生在台湾“台独”分子试图推动极为激进议程之后的。这些议程不仅威胁中国的安全，也同样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因此，我认为中美双方是有可能建立某些机制，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再保证，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前提条件在于，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岛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防止有人试图破坏中美之间可能达成的这种共识或安排。

此外，在菲律宾问题上，中国曾与上一届菲律宾政府达成过协议，而新一届政府基本上撕毁了这些协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试图遏制局势继续倒退。

至于你提到的其他问题，我尤其想强调人工智能。在我看来，这同样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面，它或许确实构成某种战略竞争，正如刚才陆克文大使提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跃升，这已成为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提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对全人类的共同安全构成威胁。这并不是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应当重新建立政府层面的对话，同时也恢复民间层面的交流，探讨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如何将其对两国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思考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发挥建设性的力量，同时努力对其加以有效控制。

艾利森：回顾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长期研究，如果你纵向来看这段时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两位最高领导人必须对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竞争所受到的约束，有足够清醒、现实的认识。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最高领导人之下，至少有一到两个层级的核心助手，彼此能够保持持续、坦率、私下的沟通，就潜在的误判与风险不断交换意见。

让我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足够顺畅的沟通网络。以至于每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时，双方都会事先通气，提前讨论，而不是突然给对方制造“意外”。他们甚至会提前讨论：如果某件事情发生，该如何加以管控。

如果你对比两个案例，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一是佩洛西蹿访台湾——在我看来，这是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一次鲁莽行动，不管怎么说，它直接导致了美中关系在随后一年里陷入极为糟糕的状态。另一个案例则是赖清德当时“过境”美国的安排。在后一个案例中，中美两国政府事先进行了私下沟通，讨论了这一事件可能对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造成的冲击。双方都很清楚，对他们来说，赖清德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触发事件的威胁，可能引发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事态升级。

这就是在一个运转良好的世界中，外交应有的样子。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美中关系，这种外交机制依然在缓慢发展中。

现场媒体提问：今天这个小组讨论中，我们多次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我注意到，今天下午在大会主会场，讨论的焦点其实更多集中在格陵兰岛。我的问题是：格陵兰岛未来可能发生的控制权或主权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对台湾问题的潜在解决产生“外溢效应”或连锁影响？或者，顺着艾利森教授刚才的观点，如果中美两国、两支军队本身并不具备主动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意愿，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剩余三年的任期内，北京与华盛顿是否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某种外交上的“默契”？例如：中国大陆不阻止美国将至少40%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从台湾岛转移至本土，而美国则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前途问题上，给予中国大陆最终决定权，或者至少允许中国大陆为台湾地区的政治选择建立某种“护栏”机制。

主持人：这道问题谁愿意来回答？或者先请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至少就我目前的观察而言——我甚至和一位同事为此打了个赌——几乎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你来告诉我“特朗普总统说了某某话”，而我会回答说，“这不可能，这不可想象，这绝不可能发生”。

他是一个极度不可预测、而且行为相当跳脱的人。他的可能性区间几乎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但第二点，我认为中美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一个潜在的引爆点，一旦出事，会对中美双方都构成重大影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双方讨论过的议题，而且当时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过一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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